490 衡量
“这……这该如何是好？”王象乾真不是想在背后给徐光启和王徵上眼药，只是看着蹊跷随口一问，没想到会如此不堪。
“朕也没什么好办法可想，工业非上天恩赐，乃人后天创造，违背了大自然的规律。可是不发展工业光靠种地，既不能让百姓吃饱穿暖，又不能替国家抵御外虏，两难也。
爱卿可能还没去城西的永定河畔看过，那里的情况更加不堪。炼焦厂、炼铁厂、洗煤厂、碱厂所排的废水毒性更大，几十里水路两岸无不受其害。
宛平县已经多次上疏陈情，说靠近河边的农户用河水灌溉庄稼枯死大半，几近绝收。朕也只能让出几处皇庄，把受灾的农户迁过去，别无它法。
子廓，工厂有害不假，但工厂有益更是有目共睹。做为皇帝和臣子，只能二选一，不可因噎废食。利大则进、弊大则停。
工厂要发展，就会侵害一部分农户的利益，他们肯定会反对。换成朕的田亩被弄得颗粒无收，肯定也不答应。但放眼大局，假若一座工厂能顶百家农户的收成，即便损害了其中五十户也是赚的。
工厂如此，新政也是如此。反对之声肯定免不了，但大势不可逆。只要新政能让更多人吃饱穿暖，朕就不会轻易言败，谁想拦阻且不听劝告谁就是朕的敌人，只有你死我活，没有第三条路可选。
不是朕故意戕害朝臣，也不是要搞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而是以往的老路走不通了。靠着一日比一日空虚的太仓和虚弱无力的边军，该怎么和如狼似虎的北虏、建虏分出高下？
与朕作对、与新政作对并不是明智之举，聪明人此时不光不应该排斥新政，反倒是该去仔细研究，找到契机积极参与进去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从中获利。同时帮助朕引导新政的走向，争取少走弯路。”
面对朝臣的担忧，洪涛不光没有解决之法，还要坦诚面对此种困境。工业污染是没法解决的，不光不能解决还要加大力度玩命污染。
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工业污染的程度和覆盖面就会与经济发展成正比。哪个州县的污染严重，哪个州县的经济发展就快。当地百姓就富足，州县官员的政绩就好。谁要是能把渤海湾弄成臭水塘，洪涛愿意给他封异姓王！
同样的道理，新政和工业都有积极的一面，也都有不堪的一面。百姓、士绅、官员、勋贵和皇帝，站在不同角度所看到的效果肯定也会不同，甚至截然相反。
做为皇帝和朝廷重臣，此时该做的不是互相指责、猜忌和拆台，而是经过理性分析确定弊大还是利大，找到其真实答案，然后趋利避害。
洪涛之所以从工业污染引申到朝政，就是在提醒王象乾该做什么、别做什么。这位兵部尚书是自己首肯并提拔上来的，就算不能成为保皇派最好也别站到对立面上去。
“臣惶恐……自侥幸居高位以来不曾对抗新政有过对抗之意。臣的家里在山东入股了工厂，托陛下之福，收获颇丰。可就如陛下所言，无论工厂还是新政总会有人受损，臣对此也无能为力，只好听之任之、敬而远之。”
这已经是皇帝第二次单独与自己谈话了，上次是为了建立陆军，事实证明所言非虚。这次又要为了什么事，王象乾心里也猜了个大概。
既然皇帝都挑明了，自己也就别装傻充愣了，实话实说吧。王家已经尝到了新政的甜头，即便不当保皇党也绝不会站到对立面上去。至于说别人，对不起，真管不了，也不想掺合进去。
“敬而远之……这个词用的好，朕会拭目以待。”
对于王象乾的态度洪涛可以接受，他是官宦世家，叔叔大爷堂兄堂弟一大堆，多数在朝中任职，对改动体系这种事肯定非常敏感也很忌惮，能做到守序中立已经不容易了。
“王承恩，吩咐下去，朕要在马经纶家盘桓一日，差人回京叫吏部尚书周道登前往通州迎驾。”有了王象乾的表态，眼下朝中的局面就有些眉目了。
三位内阁大学士里，叶向高和方从哲已经打上了保皇派的烙印，不到胜负明显的时刻不会轻易改换门庭。翁正春不太看得惯新政的某些做法，但又对新政的效果比较满意，暂时只能算左右摇摆派。
六部九卿当中，户部尚书赵世卿肯定是雷打不动的中立派。他要求的也不多，比较容易满足。能不逼着户部大出血，别妨碍借户部的银子放贷，他就是大明朝最忠心的臣子。
除了已经有明确态度的户部尚书赵世卿和兵部尚书王象乾之外，工部尚书刘元霖的情况也比较让人放心。他自打王恭厂爆炸之后被提拔后，一贯对皇帝的慧眼识珠感恩戴德，整整八年了没站错过一次队。
再加上徐光启、李之藻、王徵、赵士祯等人皆是他的下属，整个工部在外人眼中基本就是保皇派大本营，就算他想改弦易辙恐怕也没人敢接收。
礼部尚书杨廷筠是浙江杭州人、刑部尚书沈应文是浙江余姚人、吏部尚书周道登是南直隶苏州人，都是官僚资本和士大夫的大本营，也是反对新政势力最集中的地区。
对他们玩利益互换肯定不好使，新政与官僚资本从根本上是相互排斥的，根本尿不到一个壶里，也就无法成为利益共同体，暂时的都不成。
这时候就该靠皇帝的个人魅力了，依洪涛的观察和判断，始终不愿意卷入朝堂争斗的吏部尚书周道登，应该是最有可能被说服的。
就算没有效果，也得让他来通州迎驾。只要去了，某些人就会在心里打鼓，回去之后必定仔细询问，且什么也问不明白。他越说皇帝没说啥，那些人就越不信。
挑拨离间、平添猜忌，也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常用招数。至于说最终会不会起到作用，谁知道呢，有枣没枣先打三竿子再说呗。
礼部尚书杨廷筠是李之藻的好友，也是利玛窦的教友，笃信基督教，大概率会支持新政，最次也是个中立派。有熊三拔这位上帝的仆人在，说服工作就不用自己出面了。
刑部尚书沈应文比较麻烦，他既是利益冲突者又是政见不同者，与保皇派还没什么人情往来。而刑部在这次举子杀人事件中充当的角色很微妙，好像起了主导作用。所以暂且不去争取，静观其变吧。
通政使刘宗周是山阴人，也属于南直隶集团。而且他是理学大家，既与东林学派不睦，也看不上李贽的泰州学派。为人非常讲究礼法，还强调以仁治国，与新政格格不入，很难说服，同样暂时放弃。
左都御史许弘纲是浙江东阳人，官宦世家出身，曾是浙党，官声不错，敢于直谏，对自身要求比较严格。不过私德好并不意味着就是个好官，屁股决定脑袋这种习惯后世有古代也有。
他的出身和成长环境，注定了要以维护家族和阶级利益为重，越是豪门望族越难以摆脱。这时候优点反倒成为了制约其变通和把眼光放长远的束缚，想说服难度太大。
最后还剩下个大理寺卿高攀龙，他本是东林首脑，信仰和意志都很坚定，即便东林集团垮台了依旧不变如初，坚持观点。
当初让他担此重任是想制约其它派系，免得又出来个一枝独秀的。几年下来效果很明显，可副作用也挺大。
这家伙完全不按照套路出牌，抱着固有的观念死活不肯改变，始终认为推行新政弊大于利。虽不曾刻意作对，却也没少添麻烦。
问题是他把本职工作干的挺好，官声与日俱增，除了死扣律法经常找麻烦之外还真找不出什么纰漏。以莫须有的罪名挖坑害人吧，又不是洪涛所愿，说服？算了吧，他爱站哪边站哪边，随意了。
(本章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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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朕也没什么好办法可想，工业非上天恩赐，乃人后天创造，违背了大自然的规律。可是不发展工业光靠种地，既不能让百姓吃饱穿暖，又不能替国家抵御外虏，两难也。
爱卿可能还没去城西的永定河畔看过，那里的情况更加不堪。炼焦厂、炼铁厂、洗煤厂、碱厂所排的废水毒性更大，几十里水路两岸无不受其害。
宛平县已经多次上疏陈情，说靠近河边的农户用河水灌溉庄稼枯死大半，几近绝收。朕也只能让出几处皇庄，把受灾的农户迁过去，别无它法。
子廓，工厂有害不假，但工厂有益更是有目共睹。做为皇帝和臣子，只能二选一，不可因噎废食。利大则进、弊大则停。
工厂要发展，就会侵害一部分农户的利益，他们肯定会反对。换成朕的田亩被弄得颗粒无收，肯定也不答应。但放眼大局，假若一座工厂能顶百家农户的收成，即便损害了其中五十户也是赚的。
工厂如此，新政也是如此。反对之声肯定免不了，但大势不可逆。只要新政能让更多人吃饱穿暖，朕就不会轻易言败，谁想拦阻且不听劝告谁就是朕的敌人，只有你死我活，没有第三条路可选。
不是朕故意戕害朝臣，也不是要搞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而是以往的老路走不通了。靠着一日比一日空虚的太仓和虚弱无力的边军，该怎么和如狼似虎的北虏、建虏分出高下？
与朕作对、与新政作对并不是明智之举，聪明人此时不光不应该排斥新政，反倒是该去仔细研究，找到契机积极参与进去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从中获利。同时帮助朕引导新政的走向，争取少走弯路。”
面对朝臣的担忧，洪涛不光没有解决之法，还要坦诚面对此种困境。工业污染是没法解决的，不光不能解决还要加大力度玩命污染。
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工业污染的程度和覆盖面就会与经济发展成正比。哪个州县的污染严重，哪个州县的经济发展就快。当地百姓就富足，州县官员的政绩就好。谁要是能把渤海湾弄成臭水塘，洪涛愿意给他封异姓王！
同样的道理，新政和工业都有积极的一面，也都有不堪的一面。百姓、士绅、官员、勋贵和皇帝，站在不同角度所看到的效果肯定也会不同，甚至截然相反。
做为皇帝和朝廷重臣，此时该做的不是互相指责、猜忌和拆台，而是经过理性分析确定弊大还是利大，找到其真实答案，然后趋利避害。
洪涛之所以从工业污染引申到朝政，就是在提醒王象乾该做什么、别做什么。这位兵部尚书是自己首肯并提拔上来的，就算不能成为保皇派最好也别站到对立面上去。
“臣惶恐……自侥幸居高位以来不曾对抗新政有过对抗之意。臣的家里在山东入股了工厂，托陛下之福，收获颇丰。可就如陛下所言，无论工厂还是新政总会有人受损，臣对此也无能为力，只好听之任之、敬而远之。”
这已经是皇帝第二次单独与自己谈话了，上次是为了建立陆军，事实证明所言非虚。这次又要为了什么事，王象乾心里也猜了个大概。
既然皇帝都挑明了，自己也就别装傻充愣了，实话实说吧。王家已经尝到了新政的甜头，即便不当保皇党也绝不会站到对立面上去。至于说别人，对不起，真管不了，也不想掺合进去。
“敬而远之……这个词用的好，朕会拭目以待。”
对于王象乾的态度洪涛可以接受，他是官宦世家，叔叔大爷堂兄堂弟一大堆，多数在朝中任职，对改动体系这种事肯定非常敏感也很忌惮，能做到守序中立已经不容易了。
“王承恩，吩咐下去，朕要在马经纶家盘桓一日，差人回京叫吏部尚书周道登前往通州迎驾。”有了王象乾的表态，眼下朝中的局面就有些眉目了。
三位内阁大学士里，叶向高和方从哲已经打上了保皇派的烙印，不到胜负明显的时刻不会轻易改换门庭。翁正春不太看得惯新政的某些做法，但又对新政的效果比较满意，暂时只能算左右摇摆派。
六部九卿当中，户部尚书赵世卿肯定是雷打不动的中立派。他要求的也不多，比较容易满足。能不逼着户部大出血，别妨碍借户部的银子放贷，他就是大明朝最忠心的臣子。
除了已经有明确态度的户部尚书赵世卿和兵部尚书王象乾之外，工部尚书刘元霖的情况也比较让人放心。他自打王恭厂爆炸之后被提拔后，一贯对皇帝的慧眼识珠感恩戴德，整整八年了没站错过一次队。
再加上徐光启、李之藻、王徵、赵士祯等人皆是他的下属，整个工部在外人眼中基本就是保皇派大本营，就算他想改弦易辙恐怕也没人敢接收。
礼部尚书杨廷筠是浙江杭州人、刑部尚书沈应文是浙江余姚人、吏部尚书周道登是南直隶苏州人，都是官僚资本和士大夫的大本营，也是反对新政势力最集中的地区。
对他们玩利益互换肯定不好使，新政与官僚资本从根本上是相互排斥的，根本尿不到一个壶里，也就无法成为利益共同体，暂时的都不成。
这时候就该靠皇帝的个人魅力了，依洪涛的观察和判断，始终不愿意卷入朝堂争斗的吏部尚书周道登，应该是最有可能被说服的。
就算没有效果，也得让他来通州迎驾。只要去了，某些人就会在心里打鼓，回去之后必定仔细询问，且什么也问不明白。他越说皇帝没说啥，那些人就越不信。
挑拨离间、平添猜忌，也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常用招数。至于说最终会不会起到作用，谁知道呢，有枣没枣先打三竿子再说呗。
礼部尚书杨廷筠是李之藻的好友，也是利玛窦的教友，笃信基督教，大概率会支持新政，最次也是个中立派。有熊三拔这位上帝的仆人在，说服工作就不用自己出面了。
刑部尚书沈应文比较麻烦，他既是利益冲突者又是政见不同者，与保皇派还没什么人情往来。而刑部在这次举子杀人事件中充当的角色很微妙，好像起了主导作用。所以暂且不去争取，静观其变吧。
通政使刘宗周是山阴人，也属于南直隶集团。而且他是理学大家，既与东林学派不睦，也看不上李贽的泰州学派。为人非常讲究礼法，还强调以仁治国，与新政格格不入，很难说服，同样暂时放弃。
左都御史许弘纲是浙江东阳人，官宦世家出身，曾是浙党，官声不错，敢于直谏，对自身要求比较严格。不过私德好并不意味着就是个好官，屁股决定脑袋这种习惯后世有古代也有。
他的出身和成长环境，注定了要以维护家族和阶级利益为重，越是豪门望族越难以摆脱。这时候优点反倒成为了制约其变通和把眼光放长远的束缚，想说服难度太大。
最后还剩下个大理寺卿高攀龙，他本是东林首脑，信仰和意志都很坚定，即便东林集团垮台了依旧不变如初，坚持观点。
当初让他担此重任是想制约其它派系，免得又出来个一枝独秀的。几年下来效果很明显，可副作用也挺大。
这家伙完全不按照套路出牌，抱着固有的观念死活不肯改变，始终认为推行新政弊大于利。虽不曾刻意作对，却也没少添麻烦。
问题是他把本职工作干的挺好，官声与日俱增，除了死扣律法经常找麻烦之外还真找不出什么纰漏。以莫须有的罪名挖坑害人吧，又不是洪涛所愿，说服？算了吧，他爱站哪边站哪边，随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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