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44 经济账
你来我往的争了上百年，直到正统年间，官员们争烦了，干脆另起炉灶，建立了一个独立于内库、由户部直接管理的国库，太仓。
从此之后，每年的财政收入部分归太仓部分归内库，还有一些两边分赃。比如发行货币的收入，两边五五分账。再比如钞关收入，以前内库独吞，现在也不得不拿出三成交给太仓。
到了成化年间，太仆寺也找借口建立了常盈库，把马政的盈利单独存起来，既不归皇帝直接管理，也不让户部插手，算是独立在太仓、内库之外的第三个国库组成部分。
又过了几十年，嘉靖皇帝的工部尚书看到太仆寺有自己的小金库，日子过得无比舒坦，也找到皇帝不知灌了啥迷魂汤，又弄了个独立于太仓、内库和常盈库之外的节慎库，于是明朝的国库就被分成了相互独立的四个部分。
不对，如果仅仅是四个部分哪儿谈得上乱。除了两京的太仓、内库、常盈库和节慎库之外，每个省还有自己的府库。
各地从民间征收的粮草钱钞要先入府库，再上缴朝廷规定的部分，剩下的存在府库中以备不时之需。自己记账自己花，这小日子不要太舒坦。
但上缴国库的部分有时候是以实物算，有时候又要折成钱钞，流程既凌乱又繁琐，还没有专门人员管理，账目乱成一团麻，很难完全厘清。
说完了国库系统，还得聊聊税收系统，没有收入，库房管理得再井井有条也是枉然。
元朝末期，各地狼烟四起、兵祸不断，仅从朱元璋加入起义军到推翻元朝建立新政权就经历了15年。
打仗打了15年是个啥概念呢？后世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加起来不过12年，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基本就是一穷二白。
明初基本也是这个状况，内部百废待兴，外部威胁依旧存在，无法把全部精力用在内政上，必须要保持一支庞大的军队。
朱元璋为了减轻财政负担，采用了广泛的军事屯田，也就是卫所制，想效仿北方游牧民族来个军民合一，需要打仗的时候穿上盔甲就是士兵，打完仗放下刀枪拿起锄头就是农民。
怎么评价呢？太理想化也太缺乏长远眼光，完全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，更没考虑过军户们的未来。标榜为农民出身的朱元璋这时候已经背叛了他的阶级，制定的大多数政策都没有向农民偏袒，反而是加害。
究其原因，有可能是智慧不太够，但他玩政治斗争可一点不含糊。也有可能是为了权力，毕竟国家是他打下来的，必须传给老朱家万万年。这时候哪儿还顾得上农民的死活，自己怎么合适就怎么来呗。
一个由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国家，国内农民起义次数和规模居然在历史上名列前茅，仅从这一项上来看，老朱就没有真正为了农民着想，至少是没想周全。
与此相反，他倒是给子孙后代想得挺周全，恨不得把国库都掏出去也不心疼。有人说他制定政策的时候没想到子孙那么能生……这话说得都降智，他又不是单性繁殖出来的怪物，怎么能想不到后代还会生后代！
卫所制度刚开始确实有效果，可惜好景不长，也就100年出头，屯田收入就从永乐年的800多万石迅速下滑到了正德元年的104万石。
这时卫所制就不再能为朝廷降低财政负担了，反而成了负担。军费开支从正德初年的40万两快速飙升到了景阳三年的400多万两，这还是在没发生任何中大规模战事的前提下，如果有，军费还得增加。
光多花钱就够了吗？肯定不是，一个糟糕的政策，带来的往往不是该有的损失，还会加上连锁反应。卫所制引发的连锁反应就是让军队整体素质和战斗力大幅度下降，想弥补必须花费更多钱粮重新招募士兵。
从正德之后，北方大部分军队用募兵来填补空额已经成了通行的做法，当时的价格是6两银子一年。到景阳三年已经涨到了16两银子，袁可立以漕运总督名义招募的水师更贵，要18两银子一年。
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，各种战事也突然频繁了起来。嘉靖二十九年，鞑靼首领俺答汗率兵突入京师附近劫掠八日，史称庚戌之变。
嘉靖三十二年，倭寇大举入侵江浙沿海地区，朝廷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，耗费了十多年时间才勉强平定，沿海地区受到的损失不计其数。
万历时期的三大征、逐渐露出獠牙的辽东女真各部、再加上此起彼伏的地方性农民、手工业者暴动，又把靠张居正改革积攒下来的家底差不多耗光了。
反过头来再看看民间，如果老朱家真对农民好，百姓们怎么会如此薄凉，想尽了各种花招去逃避、甚至用武力抗争朝廷的税赋。
明朝实行的是累进制征税方式，田产越多税率越高。征富济贫的出发点很好，但和当时的诸多政策一样，可实施性太差，到处都是比城门还宽的漏洞。
所以说吧，好的企图并不一定能获得好结果，做为普通人尚且如此，想当个称职的皇帝，必须具备超出常人的大智慧，跳出凡夫俗子的格局，才有可能成功。
具体来说，不超过30亩地的农户，税收负担只占到了5%左右。到了300亩规模，税收比例接近10%，以此类推，税率随着土地增加打着滚的翻番。
那是不是就没人愿意兼并土地了呢？这时候就得祭出老马同志的名言了：只要利润足够多，资本就敢践踏人世间所有的道德与法律。官僚士绅，比纯粹的资本更厉害，因为他们手中还多了一样大杀器，权力。
为了偷漏税，官僚士绅们想了几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对抗朝廷法令。比如分散购地，在每个州县的购地数量都不超过300亩，也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只交5%税，这种做法被称作飞洒。
如果家里没足够人手，不想去外地购买土地，只想守着自己家过日子，能不能也少交点税呢？必须能，只要把属于自己的土地挂在没有土地的流民名下，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，俗称诡寄。
眼看着大户人家都这么精打细算的过日子，小地主和普通富户肯定也不肯落后。于是他们也想了个办法，把土地献给当地有免税权的宗室功勋或者庙宇，缴纳低于规定的税率，两边都有便宜可占，唯独亏了朝廷。
如果当地没有宗室功勋和庙宇，也不会玩飞洒和诡寄该咋办呢？没关系，还有办法，比如说拖欠。找各种借口少交税粮，并承诺明年补齐。然后找个除了条贱命啥都没有的流民，让他代替自己去挨杖责，同样花不了几个钱。
还有更狠的，反正也是交不上税，干脆就放弃田地，带着全家钻进山沟子当流民，找到合适的耕地刀耕火种自给自足。后世里很多隐藏在山沟里的小村子，就是当年躲避战乱或者逃税流民建立的。
找不到也不是末日，还可以四处流浪，专找大城市钻，要饭吃总比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劳作一年，结果交完税仍旧饿肚子强。
当地官员面对这种情况通常来讲也不会玩了命追究，他们三年一考核，保不齐下一任被分去什么地方，如果太较真反倒容易引发民变，不光影响自己的名声，还会给上官添麻烦。
地方官没办法，朝廷同样也没办法，换谁去治理，只要不能更改税法，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那就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假装看不见。
历任皇帝在登基、生皇子、册封太子的时候，都会假惺惺的来个赦免，把之前拖欠的税粮免掉一部分，以期让成为流民的农户减轻负担，及早返回家乡继续种地纳粮当韭菜被收割，但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戏码唱得次数太多就失去了忽悠效果，收效甚微。
农税这边亏空越来越大、入不敷出，从根本改变现行制度又难上加难，换个思路，能不能提高其它方面的财政收入，用来弥补亏空呢？
比如商税，答案是不成！明朝的治国理念是重农抑商，上百年间就没鼓励过百姓经商，突然间向商业化转型谈何容易。
再说了，纵观中国历史，只要是朝廷不鼓励的事情，99%全是利润特别高的。普通百姓无法染指，却不意味着权贵阶层也不能干。
实际从明朝中期开始，官僚资本就大规模进入商业领域了，皇帝和朝廷全都心知肚明，但谁也没法挑明，嘴上还得继续嚷嚷以农为本的废话。
向官僚资本收税？这恐怕要比御驾亲征一举荡平漠南、漠北鞑靼各族还危险。敌人不管多凶残好歹能看见，官僚资本的主体是朝廷官员、宗室和勋贵，多收一分钱他们也得急眼。
惹了众怒，皇帝分分钟会因为睡午觉姿势不对、落水感冒、吃错药、随便上厕所被死亡，实在不成还可以被宫女、太监乱棍打死，反正是谁动了他们的蛋糕谁就得去死。
(本章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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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成化年间，太仆寺也找借口建立了常盈库，把马政的盈利单独存起来，既不归皇帝直接管理，也不让户部插手，算是独立在太仓、内库之外的第三个国库组成部分。
又过了几十年，嘉靖皇帝的工部尚书看到太仆寺有自己的小金库，日子过得无比舒坦，也找到皇帝不知灌了啥迷魂汤，又弄了个独立于太仓、内库和常盈库之外的节慎库，于是明朝的国库就被分成了相互独立的四个部分。
不对，如果仅仅是四个部分哪儿谈得上乱。除了两京的太仓、内库、常盈库和节慎库之外，每个省还有自己的府库。
各地从民间征收的粮草钱钞要先入府库，再上缴朝廷规定的部分，剩下的存在府库中以备不时之需。自己记账自己花，这小日子不要太舒坦。
但上缴国库的部分有时候是以实物算，有时候又要折成钱钞，流程既凌乱又繁琐，还没有专门人员管理，账目乱成一团麻，很难完全厘清。
说完了国库系统，还得聊聊税收系统，没有收入，库房管理得再井井有条也是枉然。
元朝末期，各地狼烟四起、兵祸不断，仅从朱元璋加入起义军到推翻元朝建立新政权就经历了15年。
打仗打了15年是个啥概念呢？后世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加起来不过12年，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基本就是一穷二白。
明初基本也是这个状况，内部百废待兴，外部威胁依旧存在，无法把全部精力用在内政上，必须要保持一支庞大的军队。
朱元璋为了减轻财政负担，采用了广泛的军事屯田，也就是卫所制，想效仿北方游牧民族来个军民合一，需要打仗的时候穿上盔甲就是士兵，打完仗放下刀枪拿起锄头就是农民。
怎么评价呢？太理想化也太缺乏长远眼光，完全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，更没考虑过军户们的未来。标榜为农民出身的朱元璋这时候已经背叛了他的阶级，制定的大多数政策都没有向农民偏袒，反而是加害。
究其原因，有可能是智慧不太够，但他玩政治斗争可一点不含糊。也有可能是为了权力，毕竟国家是他打下来的，必须传给老朱家万万年。这时候哪儿还顾得上农民的死活，自己怎么合适就怎么来呗。
一个由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国家，国内农民起义次数和规模居然在历史上名列前茅，仅从这一项上来看，老朱就没有真正为了农民着想，至少是没想周全。
与此相反，他倒是给子孙后代想得挺周全，恨不得把国库都掏出去也不心疼。有人说他制定政策的时候没想到子孙那么能生……这话说得都降智，他又不是单性繁殖出来的怪物，怎么能想不到后代还会生后代！
卫所制度刚开始确实有效果，可惜好景不长，也就100年出头，屯田收入就从永乐年的800多万石迅速下滑到了正德元年的104万石。
这时卫所制就不再能为朝廷降低财政负担了，反而成了负担。军费开支从正德初年的40万两快速飙升到了景阳三年的400多万两，这还是在没发生任何中大规模战事的前提下，如果有，军费还得增加。
光多花钱就够了吗？肯定不是，一个糟糕的政策，带来的往往不是该有的损失，还会加上连锁反应。卫所制引发的连锁反应就是让军队整体素质和战斗力大幅度下降，想弥补必须花费更多钱粮重新招募士兵。
从正德之后，北方大部分军队用募兵来填补空额已经成了通行的做法，当时的价格是6两银子一年。到景阳三年已经涨到了16两银子，袁可立以漕运总督名义招募的水师更贵，要18两银子一年。
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，各种战事也突然频繁了起来。嘉靖二十九年，鞑靼首领俺答汗率兵突入京师附近劫掠八日，史称庚戌之变。
嘉靖三十二年，倭寇大举入侵江浙沿海地区，朝廷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，耗费了十多年时间才勉强平定，沿海地区受到的损失不计其数。
万历时期的三大征、逐渐露出獠牙的辽东女真各部、再加上此起彼伏的地方性农民、手工业者暴动，又把靠张居正改革积攒下来的家底差不多耗光了。
反过头来再看看民间，如果老朱家真对农民好，百姓们怎么会如此薄凉，想尽了各种花招去逃避、甚至用武力抗争朝廷的税赋。
明朝实行的是累进制征税方式，田产越多税率越高。征富济贫的出发点很好，但和当时的诸多政策一样，可实施性太差，到处都是比城门还宽的漏洞。
所以说吧，好的企图并不一定能获得好结果，做为普通人尚且如此，想当个称职的皇帝，必须具备超出常人的大智慧，跳出凡夫俗子的格局，才有可能成功。
具体来说，不超过30亩地的农户，税收负担只占到了5%左右。到了300亩规模，税收比例接近10%，以此类推，税率随着土地增加打着滚的翻番。
那是不是就没人愿意兼并土地了呢？这时候就得祭出老马同志的名言了：只要利润足够多，资本就敢践踏人世间所有的道德与法律。官僚士绅，比纯粹的资本更厉害，因为他们手中还多了一样大杀器，权力。
为了偷漏税，官僚士绅们想了几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对抗朝廷法令。比如分散购地，在每个州县的购地数量都不超过300亩，也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只交5%税，这种做法被称作飞洒。
如果家里没足够人手，不想去外地购买土地，只想守着自己家过日子，能不能也少交点税呢？必须能，只要把属于自己的土地挂在没有土地的流民名下，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，俗称诡寄。
眼看着大户人家都这么精打细算的过日子，小地主和普通富户肯定也不肯落后。于是他们也想了个办法，把土地献给当地有免税权的宗室功勋或者庙宇，缴纳低于规定的税率，两边都有便宜可占，唯独亏了朝廷。
如果当地没有宗室功勋和庙宇，也不会玩飞洒和诡寄该咋办呢？没关系，还有办法，比如说拖欠。找各种借口少交税粮，并承诺明年补齐。然后找个除了条贱命啥都没有的流民，让他代替自己去挨杖责，同样花不了几个钱。
还有更狠的，反正也是交不上税，干脆就放弃田地，带着全家钻进山沟子当流民，找到合适的耕地刀耕火种自给自足。后世里很多隐藏在山沟里的小村子，就是当年躲避战乱或者逃税流民建立的。
找不到也不是末日，还可以四处流浪，专找大城市钻，要饭吃总比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劳作一年，结果交完税仍旧饿肚子强。
当地官员面对这种情况通常来讲也不会玩了命追究，他们三年一考核，保不齐下一任被分去什么地方，如果太较真反倒容易引发民变，不光影响自己的名声，还会给上官添麻烦。
地方官没办法，朝廷同样也没办法，换谁去治理，只要不能更改税法，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那就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假装看不见。
历任皇帝在登基、生皇子、册封太子的时候，都会假惺惺的来个赦免，把之前拖欠的税粮免掉一部分，以期让成为流民的农户减轻负担，及早返回家乡继续种地纳粮当韭菜被收割，但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戏码唱得次数太多就失去了忽悠效果，收效甚微。
农税这边亏空越来越大、入不敷出，从根本改变现行制度又难上加难，换个思路，能不能提高其它方面的财政收入，用来弥补亏空呢？
比如商税，答案是不成！明朝的治国理念是重农抑商，上百年间就没鼓励过百姓经商，突然间向商业化转型谈何容易。
再说了，纵观中国历史，只要是朝廷不鼓励的事情，99%全是利润特别高的。普通百姓无法染指，却不意味着权贵阶层也不能干。
实际从明朝中期开始，官僚资本就大规模进入商业领域了，皇帝和朝廷全都心知肚明，但谁也没法挑明，嘴上还得继续嚷嚷以农为本的废话。
向官僚资本收税？这恐怕要比御驾亲征一举荡平漠南、漠北鞑靼各族还危险。敌人不管多凶残好歹能看见，官僚资本的主体是朝廷官员、宗室和勋贵，多收一分钱他们也得急眼。
惹了众怒，皇帝分分钟会因为睡午觉姿势不对、落水感冒、吃错药、随便上厕所被死亡，实在不成还可以被宫女、太监乱棍打死，反正是谁动了他们的蛋糕谁就得去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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